1998年到1999年间，当第一次互联网高潮到来的时候，北京曾是首选之地。中国最大的三家门户网站当时都在这里汇集，新浪的第一任CEO王志东，更是由此成为全国新经济的代表人物。而即便是2001年互联网开始进入严冬，由于有搜狐和网易坐镇，这里仍然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搜狐前运营总裁古永锵略显夸张的说法是，2000年前后，北京和清华大学附近，四处可见人们在讨论这一新经济。他们手头往往都握着一份商业计划书。

　　但是在互联网新一轮复苏的过程中，这种激情在北京已经逐渐消失。反而是此前一直冷淡的华东地区，逐渐显现出生机。

　　浏览纳斯达克两地的上市公司就会发现，自2003年底携程网作为上海的第一支网络股登陆上市以来，纳斯达克的上海网络股已经有5家，而同期总部设在北京的网络公司则只有3家上市。这几只上海网络股已经在市值上超过北京。上海网络股的纳斯达克市值已达到45亿美元，而北京为30亿元。盛大的陈天桥也在这一潮流中成为中国互联网界的新首富。

　　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以门户网站为主。“门户以传播为主，而首都正是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北京e龙公司总裁唐越说。但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第一次破灭，这些公司也备受打击。而新一轮的复苏，则是以电子商务等B2B和B2C业务的崛起为代表。

　　北京在此时的跟进表现得差强人意。1999年到2000年间，北京汇集了全国70%的互联网公司。但是到了2003年以后，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则占到30%。西陆网公司总裁耿峻强在接受《环球企业家》的采访时说，电子商务的业务垂直性，跳过了北京的信息中心地位。

　　互联网的第二次浪潮直扑商业气氛更为浓重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着有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他们是我发展业务的底气，”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说。阿里巴巴已经在上海发展了几百家中小企业会员。

　　这种活跃的商业氛围也是Ebay易趣、Google等跨国网络公司选择上海为中国总部的原因。

　　不过在社会学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看来，这种变化也许是体现两地人不同特点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地方。上海人的精于算计是出了名的，不过“适度的精于算计并不是坏事，这让上海人更务实。”他说。

　　这正是上海能够在第二轮以应用为主的互联网热潮中有突出表现的实质因素。上海的携程网总裁梁建章甚至否认自己是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我们做的就不过是把网络手段和传统产业相结合。”他说。

　　古永锵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如此评价两地互联网的圈子：“跟上海朋友聊天我们大多讨论具体生意的商业前景，而在北京，我们聊的更多的是一个大的话题。”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已经被取代。“北京仍领风气之先，比如博客，”谢文说。而对古永锵来说，两地对他同等重要。在搜狐工作期间，他经常周一到周三留在北京，而周四和周末则呆在上海。“两地的互联网企业文化有差异，优势也不一样；我必须都留意。”他说。